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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大故事

传木铎金声,展京师风范,讲述北师大人自己的故事。

瞿林东:潜身木铎之教,心怀良史之志

“树立历史自信是每个历史研究者都应具备的基本品质,历史自信与历史研究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只有坚定历史研究的自信,才能在研究中自觉遵循历史研究的规律、方法,从而使历史研究越来越丰富,研究成果也才能立得住脚。另一方面,历史自信又不会凭空而来,只能通过扎实的历史研究逐步积淀,历史研究越扎实,历史自信也就越深厚。”

——瞿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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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博士生导师。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1967年以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毕业于该系。社会兼职有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历史学部召集人之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主要从事历史学的理论与中国史学史研究,著有《唐代史学论稿》《中国史学散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杜佑评传》《史学与史学评论》《史学志》《中国史学史纲》《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中国简明史学史》《中国史学通论》《中国历史文化散论》《20世纪中国史学散论》、《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中国史学史教程》《白寿彝与20世纪中国史学》《我的史学人生》《中国古代史学十讲》《彰往察来:探寻历史中的智慧》等专书与论集;合著《史学导论》《范晔评传》《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学》;主编《历史·现实·人生系列》(七种)《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三卷本)《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三卷本)《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分析》《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丛书》(十册)《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五卷本)等;撰有《中国史学的遗产、传统和当前发展趋势》《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学观》《历史学的理论成就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关于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几个问题》等论文、评论三百余篇。2017年9月出版十卷本《瞿林东文集》。


       一、木铎情深深几许 毕生志业业不老


       谁也不会想到,如今已是八十岁高龄的瞿林东,仍然经常来到他那狭窄的办公室,要么是修改文章,要么是同博士生讨论问题,这已成为他现在的生活常态。对这位情系师大数十载、毕生立志于史学研究的老教师而言,好像再没有比读书、思考、撰述和指导学生更重要的事了。在常人眼里,瞿林东早已功成名就、著作等身、桃李天下,正应是在家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了,实在没有必要如此辛苦。可事实上,瞿林东从不觉得这是辛苦的事,相反他乐在其中。他爱师大,也爱自己的专业研究,在他心中,自己从事的史学研究不仅仅是自己的职责所在,更是情系师大、回馈母校的使命使然。如果从1959年瞿林东考入北师大历史系算起,瞿林东已和师大结缘近六十载了。六十载的光阴转瞬即逝,历史在变,师大也在变,不变的是这位老教师的木铎情怀。


       1959年,瞿林东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在这里,他度过了自己充实而美好的本科时光。由于当时实行五年制,所以一直到1964年瞿林东从师大毕业。可以说,本科的五年为瞿林东今后的学习、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毕业后,由于当时国家计委鼓励本科应届毕业生报考研究生,加上瞿林东自己对从事历史研究又抱有浓厚的兴趣,所以瞿林东报考了白寿彝先生的研究生,研究方向是中国史学史。“那时研究生没有学位,只叫研究生。本来我应该是1967年毕业的,但因赶上‘文革’,没有人管分配,所以我又在学校等待了一年才正式分配,1968年我被分配到内蒙古通辽师范学院(今内蒙古民族大学的前身),在那里教中国古代史,一直工作了十三年,虽然条件艰苦,但我觉得关键在于你抱有什么样的人生态度,条件艰苦绝不意味着无事可做。那时,有很多因素一直激励着自己不畏艰辛、努力工作,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我一直提醒:自己不能给母校北师大丢脸!不能给导师白寿彝先生丢脸!”


       历史的脚步艰难地走到了1978年,这一年12月,我们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作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决策,从此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和国家终于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这时,瞿林东的人生也迎来了新的转折。当时教育部要求重点高校要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提高老专家、老教授的生活工作待遇,给他们配备助手。“所以白寿彝先生在1980年就提出调我回师大的申请。在白寿彝先生的极力推荐下,我终于在1981511日回到了师大。从那时算起到现在,我已经在师大工作36年了。可以说,师大就像一位仁爱无私的母亲一样,见证了我的成长,培养了我的品行,成就了我的专业,我努力工作也是对师大的回报。我甚至觉得对师大的感情已经内化在了自己的血液中,激励着我在治史路上永不停止探索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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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唐代史学论稿(增订本)》译者马艳辉博士、[]南恺时教授合影(北京师范大学,2016年)


       二、学为人师严律己 细微之处扬师道


      瞿林东在读高中时,很想以后成为一个文学家,但后来因为阅读了大量苏联教育家的著作,比如,《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教育的艺术》《一个乡村女教师的笔记》等,瞿林东从书中逐渐认识到了教师职业的重要价值与意义,也就逐渐萌生了以后要做教师的想法。于是,瞿林东下决心报考了北师大的历史系。不过,进入师大学习后,瞿林东做教师的想法曾经发生过一定的波动, “因为1959年北师大招生简章规定的培养方向是‘培养师范学院的教师’,但后来在我读到半年左右的时候,培养方向就变成了‘培养高中骨干教师’,再后来‘骨干’二字也去掉了,就是‘培养高中历史老师’。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思想肯定是有波动的,因为当大学老师和高中老师还是不一样的。”不过这种思想的波动只是暂时的,在那个革命热情高涨、集体利益至上的年代,年轻人都能够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坚决服从组织分配。“所以我在毕业之前,就已经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去当一个高中老师了,但我对自己有着严格的要求,我一定要当一个出色的高中历史教师。为此,我做了一些专业上的准备,其中包括买了一些和高中教学有关的辅助教材,如大家都熟悉的吴晗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


       虽然瞿林东后来并没有去高中做历史老师,但他对教师工作的喜爱是一以贯之地发自肺腑。瞿林东依稀记得,1981年他在离开通辽师范学院时,学生们依依不舍的送别场景:“我记得第二天一早我就要返回北京了,早上六七点钟的时候,我一开门,惊讶地看到学生们早已列队站在院子里。学校安排一辆吉普车送我去火车站,学生们一直跟着吉普车跑步送我去火车站,我们在站台上挥泪而别。为什么他们对我依依不舍呢?我想主要还是因为我在教学过程中给他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这件事一直激励着我自己。我常想,一个教师,他的教学工作对于年轻人来讲是多么重要啊!只要教师的工作能对学生的人生成长产生一些积极的、向善的影响,就是对教师最好的回报,这个回报不是物质的回报,而是精神的回报。”


       可是,怎么样才能对学生的成长产生积极的、向善的影响呢?在瞿林东看来,必须从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必须解决好怎么样对待学生的问题。在今天这个时代,年轻人的思想相对是比较活跃、比较混乱的,当然也是可塑造的。“老师首先要充分理解现在年轻人在这个时代的所思所想,如果脱离这个时代的具体环境,你还怎么给他讲共同语言呢?而没有共同语言他就不会听你的了。所以我想,虽然从专业学习、生活等方面关心学生很重要,但比这更为重要的是要引导学生走向正确的人生。这就需要老师把学生当作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去看待,就是说,你这个老师的成功取决于你培养出的学生是什么样的人。”瞿林东举例说道,“比如,学生在生活、学习中经常会遇到一些问题、面临一些困惑,有的学生愿意找老师倾诉,而有的学生不愿意说,在这种情况下,做老师的能不能自觉成为学生的贴心人呢?要知道,这个时候老师对学生的答疑解惑很可能会影响他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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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博士生聚会(2005年)


       二是教师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提升自己的核心素养,使学生在你身上找到专业自信。瞿林东的体会是教师必须具备以下三方面素养。首先,从最小的事情——“守时”做起。“守时”说起来是小事情,但其实最能反映一个人做人做事的态度。“我上课总是会提前到,约定学生和我谈话或者和我讨论问题也是如此。这不仅是对老师的尊重,更重要的是要求学生养成一个好习惯。”早在通辽师范学院工作的时候,瞿林东就以守时而备受同事信赖。有一次,第二天学校就要开学上课了,而瞿林东还身在北京。教务处的老师对瞿林东第二天能否按时上课是心存疑惑的。系里的老师说:“你们放心好了,瞿老师从来不会耽误事情的。”当晚,瞿林东到通辽时已是晚上十一点多了,由于宿舍的土炕没有烧火,瞿林东不敢入睡,于是他就索性用被子裹着身体坐在冷炕上等到天亮,然后直接去上课。其次,要热爱自己的专业。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老师该怎么体现出这种热爱呢?“必须运用理性思维,要从理论联系实际出发把历史学的用处给学生说清楚。历史学这个专业不能直接创造生产力,但它里面蕴含的知识、经验与智慧一旦被人们所掌握,所产生的力量就不可低估了。比如说,中央或地方做一个重大的决策,如果能从历史经验中得到一些启示,并采取了适当的措施,其影响力之大,不仅影响一代人、影响几十年,甚至可能在好几代人、上百年的历史中发挥作用。”


       另外,“教师在教学中必须充满自信与激情。我常想,要用自己的自信与激情感染学生喜爱历史学这个专业。你平平淡淡地讲出来,不能打动人。所以跟我学习的博士生大多都有这样的体会,说我们的先生对历史学总是充满自信。当然,这种自信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自信。”最后,做事要认真。“原先我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做主任,中心这边有很多繁杂的事情要处理。比如,上级让我们提供咨询报告,对社会某一热点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有的还要写成简报的形式或是正式的咨询报告。做这些事情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总是要翻来覆去地修改,以至于学生们后来都称我是完美主义者。”瞿林东的学生和我们讲,他们拿自己的文章给先生看时,从谋篇布局到行文结构,从观点表述到标点符号,先生都会逐一把关、认真修改,以至于他们的论文经常被先生改成大花脸。直到现在,很多学生还保留着被瞿林东改成大花脸的文章,因为那是一份朴实真切的师爱。


       三是要高度重视学生学位论文的撰写。以博士学位论文的撰写为例,瞿林东认为,博士论文的撰写是学生未来教学、研究的起点,而绝不是终点。因此,在思考学生博士论文选题的时候,必须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学生要有兴趣。第二,论题要有学术价值。第三,可以期待出成果。第四,该研究领域是可持续发展的,能研究较长的时期。所以我出题目都是比较费心的,不仅要对学科全局有所了解,还要密切结合学生的实际。”在瞿林东的眼中,“一个教师真正爱护自己的学生,一定要想方设法把他培养成人才,所以必须在专业上严格要求他,这种严格要求是实实在在的严,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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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林东与他的学生们在教师节的日子里


       三、治学初心今犹在 老师之恩永难忘


       走进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正面的墙壁上挂着一幅特殊的题字,上面写着“彰往知来”四个大字。平日里,瞿林东总会在这幅题字前驻足仰望。这幅字是由白寿彝先生亲笔所写的,是白寿彝先生对历史研究意义的感悟,浸润着白寿彝先生高度的历史自觉。瞿林东作为白寿彝先生的弟子,在其身边学习、工作多年,一直受他的指导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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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寿彝先生亲笔所写“彰往知来”


      “白先生是我的恩师,在我的人生道路中,先生两次影响了我的学术道路甚至是学术生命。一次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他招研究生,我报考了他的研究生,而且被录取了,这是一次转折。就是说如果我不考他的研究生,就可能做别的专业了。再一次,是1981年白寿彝先生把我从通辽师范学院调回北师大,使我得以继续从事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瞿林东回忆说“记得1976年打倒‘四人帮’以后,我去看望白寿彝先生,我说白先生我们有十年没见面了,他纠正我说,是十一年了。我当时特别感动,说明先生心里还想着我呢。那时我已经40岁了,我不好意思直接问白先生今后该研究什么,所以就问他该读些什么书呢,他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是读史学史的书了。从此,虽然我还在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但毅然决定把研究重心放到了中国史学史专业上。”


       瞿林东深受白寿彝先生治学之风的影响,在史学研究中一直秉承着白寿彝先生的治学思想。他认为在白寿彝先生那里,有三条治学原则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白寿彝先生治学的鲜明特色。“第一,治学要讲究平实、不要夸张,不要赶时髦,包括文章与文风也应该是平实的。第二,主张‘通’。因为只有通才能有见识,才能发现并阐述有价值、有意义的重要问题。一方面,如果你搞一个断代,上面不清楚,下面也不知道,那你这个断代该怎么评价,如何定位,你很难把握,通了以后,你会洞悉整体情况,这时你再去了解其中一个断代,自然就知道该怎么定位了。另一方面,中国历史这么丰富,如果你只是做一个专史或专题研究,你很可能就会把这个专史或课题无限夸大,也有可能把它缩小,因为你没有‘通’,同样不好给它准确定位,所以‘通’是白先生一直比较注意的研究原则。对我们来讲,‘通’最大的启示就是,治学不要只看到某一个方面就下结论,而要从全局来看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认识、怎么评价。第三,特别强调历史感与时代感的结合。所谓历史感与时代感的结合,就是指运用今天的眼光来探讨过去的事件、人物或某重大一问题,希望给今天的人们有所启发,进而使历史学成为经世致用之学,为当前的历史运动所用。比如习近平总书记讲,要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觉得要实现创造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坚持历史感与时代感的结合。继承当中要有创新,必须让下一代的人看到传统文化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得到怎样的尊重、怎样的解说,它是怎样为这个时代人们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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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林东和老师白寿彝先生在一起


       瞿林东始终有着弘扬“家学”的使命感,在他看来,家学就是你的师承关系,你从老师那里学到了什么?你继承了什么?你发展了什么?他由衷希望自己的学生互相间有所互动,把北师大历史学院的治学传统包括白先生的学风弘扬开来。“我的学生总是对我讲,先生你讲课,怎么总是要说到白先生呢?我说我是他的学生啊,我当然常常要讲到他!再说,我现在有一点点成就,都是以白先生的学术为起点的,只有从白先生那里出发,我才能有所作为。”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自觉的使命感,瞿林东写了《白寿彝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一书,他希望在书中实事求是地呈现先生的思想,“只要我是无私的,只要我是力求准确地介绍,我就不怕别人误解,我把老师的学术思想用文字呈现出来,作为一份史学遗产奉献给社会,有什么不好的呢!”


        四、历史自信何以立 良史之忧忧天下


       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瞿林东都特别注重坚定历史学科的自信。他认为,树立历史自信是每个历史研究者都应具备的基本品质,历史自信与历史研究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只有坚定历史研究的自信,才能在研究中自觉遵循历史研究的规律、方法,从而使历史研究越来越丰富,研究成果也才能立得住脚。另一方面,历史自信又不会凭空而来,只能通过扎实的历史研究逐步积淀,历史研究越扎实,历史自信也就越深厚。特别是在今天科技理性日益强化、人文社会科学影响趋于“弱化”的时代,坚定历史自信对历史学科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瞿林东的历史自信主要是基于感性与理性两个方面的认识。


       从感性认识层面而言,瞿林东的历史自信源于对历史研究的兴趣与热爱。“我小时候很喜欢读一些历史题材的小说,到了高中阶段,虽然我的理科成绩不如初中时突出,但文科特别是历史成绩一直不错,所以高考填志愿就选择了历史系。入学后,我格外喜欢中国古代史与世界近代史。为什么喜欢中国古代史呢?因为我对其中的很多问题都很感兴趣且有自己的尝试性研究,比如:南宋的太学生运动,明代的张居正改革等,为此还做了好几百张卡片。为什么喜欢世界近代史呢?因为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抱有极高的学习兴趣。那时讲世界近代史都是和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发展相结合讲的,所以那时候读马列的书,不用太多的号召,通过课堂上所讲,很自然地就学习、吸收了。比如:《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国家与革命》等,都是我们的必读书。”


       从理性认识层面而言,瞿林东的历史自信还源于他在从事史学理论研究过程中的思考与感悟。这种思考与感悟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我越来越切实感觉到历史学是有用的,以我主编的《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一书为例,201499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师大时特意拿起来翻阅,并对身边的陪同人员说,这本书很重要。”瞿林东坚信能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把历史真正地能用来为现实作参考,“用白先生的话说,就是要对当前的历史运动有所借鉴。”瞿林东以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为例,向我们进一步阐述了历史学的用处,“我很早就读过《资治通鉴》,但近几年的体会特别深,司马光在上皇帝的表文中说,《资治通鉴》就写了两件事情:‘国家之盛衰,生民之休戚’,难道还有比它们还重要的事吗?直至今天,虽然历史已经进入了新时代,但国家的盛衰问题与人民的幸福问题,不依然是党和国家事业的大问题吗?所以我说司马光真的了不起,历史上那么多事,那么多人,他作为史家就关注‘国家之盛衰,生民之休戚’这两件大事。清朝的思想家龚自珍说:‘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良史就是优秀的、出色的史家,良史的风格虽各有不同,但其核心都是指向一种厚重的忧患意识,一个人、一个国家,在任何时候都要有忧患意识,经常用忧患意识提醒自己,就不会骄傲,就会不断走向新的胜利。所以对一个真正有忧患意识、有历史责任感的人而言,他读历史很容易理解,对史学是‘生人(民)之急务,国家之要道’这句名言也会有深切的感受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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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9月,《瞿林东文集》出版


       五、理想信念 惟在马列


       瞿林东坦诚地说“我的学生们很是诧异,先生你怎么可能不是党员呢?你总是给我们讲马列啊!我对他们说,不是党员与我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矛盾。”


       不错,瞿林东虽然不是中共党员,却始终保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定信仰,始终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自己的史学研究,是当之无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北大的一位知名教授在读了瞿林东的《中国史学史纲》一书后,极力称赞说,这本书虽然没有多处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原文,但全书从头到尾是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精神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何兹全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就称瞿林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我历来是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这不光是我的学术生命,也是我做人的一个标准,读马列书读了那么多年,我不可能相信别的,我虽然可以吸收其它方面好的东西,但我绝不会放下马克思主义理论。” 瞿林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与他本人长期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分不开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的这种信仰相对地孤立,有些年轻人不理解,比如我发表批判《河殇》的长篇文章,有的年轻人说我不该写此类文章。所以我和他们讲,我是非常真诚地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相信马恩的做人,相信他们提出的理论,所以我绝不是为了某种功利的需要而运用马克思主义。”


       瞿林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既与自己的志向有关,同时也是深受白寿彝先生的影响所至。“白寿彝先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侯外庐先生在北师大历史系做系主任,所以是侯外庐先生最早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带到了历史系,就这样,白寿彝先生在侯外庐先生的影响下接触并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1951年起,白寿彝先生就开始写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民族问题。我跟白寿彝先生读研究生,第一门课就是‘毛泽东关于批判继承历史遗产的理论’。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指导硕士时,要求学生们读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白先生是最早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出历史总结的学者。目前学界有人将白先生的治学理念风格称之为白寿彝学派,并认为白寿彝学派的一大特点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点我很自豪。所以我始终相信自己坚守的信仰、自己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今天仍然如此,不管别人怎么评论,都不会动摇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六、寄语师大


       我们北京师范大学作为高等师范教育的排头兵,是最早的、文化底蕴深厚的、资深的高等师范学府,理应要对高等师范教育有发言权,要对高等师范教育的全局有所把握。否则你作为排头兵,连全局的意识都没有,显然是说不过去的。为此,我们必须投入,比如:若要了解全国高等师范教育的情况,就必须实地调研全国的高等师范院校,各家都有什么特点,都有什么作为,心里要有一笔账。同时,我们自己要在一两个方面下足功夫,并努力成为这一两个方面的表率,走在别的高等师范院校前列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在中国高等师范教育中有发言权,才能发挥引领作用、创造性作用。


       七、寄语师大学子


       希望同学们能够做到以下几点,这也是我的一点嘱咐与希望。


       第一,要学会敬畏历史。一方面,历史是由我们的前人创造的,历史上当然有正确的、有错误的,甚至有反动的。但历史是一个整体的运动,我们中华民族就是在这整体运动中一路艰难走来的,要以敬畏之心去看待它,千万不要像现在有的人戏说历史、编造历史、曲解历史。另一方面,对历史的敬畏之心本质上就是对我们文化传统的敬畏之心。一个国家的公民不热爱自己国家的历史、民族的历史,就算不上是一个称职合格的公民。因为历史不仅教育我们怎样做人,还会给予我们丰富的智慧。最近,我出版了一本小书,叫做《彰往察来:探寻历史中的智慧》。借此机会,我向同学们自荐这本小书。过去老一辈的历史学家钱穆先生主张对历史要有温情与敬意,我想不能仅有敬意,更要有一种敬畏感,我们毕竟是历史的产物。


       第二,要对国家有责任感。习总书记讲,青年强则国家强。顾炎武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觉得青年应该要有热血沸腾的那种责任感。这是我们正直的青年、有作为的青年所应当具有的。只有这样,我们的事业才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只有这样,我们中华民族才能给世界作更大的贡献,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责任心,这样的气概。


       第三,要自强不息。《易经》里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先贤的教诲:永远不要满足。我们的生活条件和社会环节会越来越好,我们可以发挥聪明才智的舞台和空间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恢廓,青年朋友要把握这个历史机遇,成为21世纪大有作为的一代中国人,为此,我们还是要奋斗,要自强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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